昔年破四旧，今日反三俗。

我早说过：我是相声爱好者，不是相声界爱好者。
所以，我一贯对各路演员的私生活、个人品质、作风问题都并不怎么关心，也从不在媒体上对这些事儿做什么评论。
我是真不感兴趣。

正是因此，我听相声时也不会记着那些鸡零狗碎。
正如我看《唐山大地震》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并不会想起冯小刚的白癜风，正如我听说零点乐队那帮哥们儿吸毒了可我再听“I’m sorry”还是觉得怪顺耳的。

白癜风与那电影毫无关系，吸毒与他们那歌儿没关系，正如郭德纲如何教育徒弟、如何管理自己的队伍、懂得多少法律知识，跟他的相声表演、相声作品也没什么关系。
以前有报纸问我怎么看周立波，我也说过一样的话——他坐过牢没坐过牢关我什么事？
没说完的后半句是：又关你什么事？
他是个艺人，你看他演出不就完了么？当年多少唱京戏的大老板都抽大烟，如今多少好莱坞明星都爱搞破鞋——搞就搞呗，那都是人家后台的事儿，碍着你听戏看电影了？

可有人不这么想。稀里糊涂地把“打人”这事儿跟“三俗”就绕到一块儿去了。
那大排比句用的。郭沫若附体儿了吧？

听说书也下架了、音像制品也不让卖了，咱说清楚了啊，到底是因为打人这事儿啊还是因为作品本身啊？
要真是说“三俗”这事儿，就拿作品来说话，来分析。要是说别的事儿，就别稀里糊涂的扣帽子——我随地吐痰，你不能拿我当偷自行车儿的办啊！

唉。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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